1908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正在哈佛读二年级的李普曼，忽然听到有人敲他的房门。他打开门，发现面前站着一位银须百发的老人。他愣住了，因为他发现这位老人是哈佛最著名的导师--哲学家威廉.詹姆斯。

　　威廉.詹姆斯笑着对他说道：“我想我还是顺路来看看你，告诉你我是多么欣赏你写的关于温德尔的文章。“

　　原来，李普曼在哈佛大学校刊上发表的一篇关于温德尔的文章被威廉.詹姆斯教授看到了，他是来向李普曼表达他的欣赏之情的。

　　从此后，大学二年级学生李普曼成了詹姆斯教授家的常客，每周四上午11点，他都来到教授家和他一起喝茶，他们妙趣横生的谈话涉及政治、社会、伦理宗教等各个领域。和这样的智者谈话让李普曼获得了极大的鼓励和精神上的收获。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这(与詹姆斯的谈话)是我在哈佛的生活中最了不起的事情。” #此前在首页部分显示#

　　我还想起很久以前发生在北大校园的一个故事。

　　1918年的一天，两个乳臭未干的年轻人傅斯年和罗家伦来到了大学者胡适的家，与他探讨“文学革命的种种主张“。刚开始时，两个学生还“客客气气地向胡教授请教“，后来熟悉了，师生之间的讨论变得“最肆无忌惮“，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这种自由的讨论和平等的对话，给当时的傅斯年等人带来极大的影响。这以后，他们与胡适保持了终生的友谊。

　　说到北大，还想起了那位铮铮铁骨的马寅初校长。听说他当年对学生讲话时，常用“兄弟“自称，把自己与学生看作平等的交流对象，甚至可以与学生一起喝酒骂人。

　　这些故事透露出一种久违的信息--大学存在的理由在于：它联合学生和老师共同对学问进行富有想象的研究，以保持知识和火热的生活之间的关系。大学是传授知识的地方，但它是富有想象力地传授知识，而决不应该是批发知识的场所。

　　正是由于缺少这种富有想象力地传授知识的环境与氛围，大学成了令许多年轻人失望的地方。他们怀着热望走进大学，潜心地寻找理想并时刻准备得到它，但是他们从教师那里得不到多少有益的启示，于是，他们中有的人感到理想的缥缈和希望的破灭以致无所适从，有的人则随波逐流、玩世不恭。

　　一位同仁问：你知道研究生究竟在研究什么吗？

　　他说，我的一位读研究生的朋友，一年级跳舞谈恋爱，在兴奋状态中过了一半，剩下一半时间用来对付几篇学期论文，应付公共课考试。二年级跑到公司打工，所从事的业务与专业毫不相干。大半年下来，一套行头都换了，俨然一个小款。三年级，慌慌张张准备论文开题报告，年刚过，又要出去为找工作奔忙。我问他，这样过，哪有时间读书、写作？他不以为然地说，现在很多人都这样，读研不就是为了找个好工作？搞什么研究？写文章不都是东拼西凑，毫无价值的吗？

　　不仅他，与他同一级的其他几位研究生也是如此，大部分时间用来与书商合作“攒书“，宿舍成了作坊，都三年级了还迟迟未能发表一篇学校规定的资格论文。另外几位则在拼命准备托福考试。……

　　有人甚至尖锐地抨击目下大学生是“有智商，没有智慧；有前途，没有壮志；有雄心，没有烈胆；有文化，没有教养；有知识，没有思想；有眼光，没有见识。“而“硕士不硕，博士不博“，也似乎不足为怪。

　　上海学者许纪霖感慨地说：“我做了将近20年的大学教师，现在的博士研究生，只相当于过去的硕士生；现在的硕士生只相当于过去的本科生。“

　　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硕士学位本身已不再是学术有造诣的标志，而仅仅意味着能过上一种收益可观的生活。这无疑是高等教育的退化和悲哀。

　　今天，不难看到，在一群又一群应试高手和创新低能儿被批量生产出来的同时，研究生教育所固有的理念和初衷也正在遭到破坏，无论是本科生、研究生，还是博士生，他们又有几人能无愧地说“我是合格的毕业生“。

　　他们也许谁都不想这样混日子，谁都不想做一个腹中空空的人。但是为什么大学校园里会弥漫着这种浮躁、浅近、轻飘的学风？为什么偌大的校园难以放下几张平静的书桌？

　　那位学新闻的研究生羞于自己是研究生，一位刚走出大学校园的理工科学生却羞愧自己所受到的大学教育。

　　他说：“我的大学是一所理工大学，尽管校方在介绍里称之为综合性大学。事实上是，我们除了应付考试，文、史、哲、经、法的书籍一概拒之门外。

　　大学“重理工轻人文“的程度远超过我的想象，而且从校方到学生似乎也没人觉得有什么不正常。回想我4年的大学生活实在令我惭愧得无地自容。每一天都在愚蠢地打发时间：背烂了的英语单词一个也没记住，寒冷的夜里无休止地自习却依旧什么也不懂。身边的人更使我打不起精神来。

　　几乎没有人读过《唐诗三百首》，也不曾读过诸子的任何一家，尽管他们都有很高的GPA；没有人看过《莎士比亚戏剧》，也没有人看完过《悲惨世界》，尽管他们的“寄托“(GRE，TORFL)都考了很高分；没有人看过《资本论》的一页，也没有人读完只短短几十页的《共产党宣言》；没有人倾心于安娜的高贵和反叛，也没有人为玛格丽特黯然神伤。

　　我羞愧我所受到的大学教育：它不是塑造灵魂的教育，年轻的心根本无处探索闯荡，更谈不上具备独立的人格自由地观察世界、思考世界。我只是被当做流水线上的一个产品而整齐地按统一规格打造。年轻的头脑毫无例外地被圈禁到麻木，丧失激情。

　　我终会离开我的大学，而同样的事情还在发生，同样的悲剧还在继续。“

　　有人曾质疑，为什么中国几十年的理科教育培养不出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什么中国的教育只能大批地培养“匠“，而很少能培养出“家“？一位留学德国的马来西亚华人，讲了一个中国留学生兵败德国考场的故事。

　　一位在国内接受了多年学校教育的中国学生，到德国留学后始终摆脱不了国内那一套填鸭式的学习方法。有一回他去考试，考试内容是数学概率。考试前，他把所有的计算方法一个不漏地学得滚瓜烂熟，几乎没有未曾做过的习题了，本以为可以过关斩将，考取高分。谁知道不到5分钟，他就垂头丧气地鸣金收兵了。

　　原来，教授画了一个书本上完全找不到的概率分布图给他(当然，这是教授杜撰的，自然界中根本不存在这种分布)，要他解释是怎么回事。

　　他顿时晕头转向，哑口无言，只好对教授说：“您给我解一道数学题吧，我就只会解题。“

　　教授回答说：“那你可以走了。“

　　上海复旦大学一位教授去斯坦福大学讲学时，曾故意住进学生宿舍。他看到，每天下午5点以后，宿舍大楼底层的活动大厅就开始熙熙攘攘，有弹钢琴的，有唱歌的，有打桥牌的，但更多的是在闲扯(他们叫作“chat“)。在与学生的接触中他发现，那些学生并不非常用功，但接受和分析新鲜事物的能力很强，很多同他们所学专业毫不相干的事情，略加解释，就会体会其主旨。这是因为，从小学一直到大学，学校给予他们的是认识、观察和思维的能力，而不是靠记忆获得的死知识。

　　在今天这个越来越国际化的社会里，我们确实有必要向四周张望，确实有必要知道别人是怎么做的。让我们看一看几位归国博士眼中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

　　“在美国，他们比较注重自学。教师讲的内容与教材上的差异很大。

　　本科生可以以科研助教的身份出入一流的实验室或研究中心，同教授们广泛进行交流；根据个人的兴趣，那些雄心勃勃的高材生们可以自行提交研究报告，在学者们的指导下，以合作或单独进行的方式展开研究，最终，个人研究成果经过相应的评价考核后，学生取得不同的学分。

　　在硕士研究生这个层次上，他们很重视写，一般说来，每周看完阅读材料后要写5-10页的小论文。如果是比较大的讨论课程，每学期至少要写两篇25页左右的论文，主要是对所读文献进行评论，提出自己的见解。理工科学生大部分时间泡在实验室，实验完后，要写实验报告。

　　到博士这个层次，上课时大部分时间用来讨论，教授的作用是引导，讨论主要是让你对读过的内容提出看法，作出批评。“

　　“日本的大学是通才教育，他们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从大学三年级下学期到毕业，学生有一年半的时间都在实验室，高校里有90%的实验结果是学生完成的，老师只是提供思路。日本学生在实习时，也不问什么实验目的，理论依据，而是跟着老师一块操作，几次实验做下来，什么都会了。所以，日本的学生毕业后适应性很强，什么样的工作都可以干。“

    “加拿大的高等教育，一般是宽进严出。比如招研究生，不经过考试，只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你的大学成绩，二是导师愿不愿意带。在校内，大学生有较大的自由度，选修还是必修由自己决定，但有个规定，学理科的必须选一门文科课程。“

　　一位教育学者指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模式告诉我们，对复杂的知识整合与应用的重要意义已远远超过对知识单纯的记忆和梳理；而一种创造性的实践品格正依赖于所提供的教育环境。

　　我是国家计划内招生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可在实际工作中，我感觉不到自己这个硕士比人家本科生高明到哪里去，虽然学校给我们制订的培养目标是本专业内的高级人才。

　　回想起研究生期间的学习，有很多遗憾。#此前在首页部分显示#

　　在读研之前，我对自己的研究生生活满怀憧憬：即将就读的学校和学科在国内很有名气，拥有一流的专家学者队伍；研究生的学习非常自由，我可以大量选修自己感兴趣的课程，拓展知识结构；可以彻底摆脱记笔记、背笔记、考笔记那种学习模式的折磨，跟讨厌的考试、分数说“拜拜“。

　　可是一周的课上下来，我感觉又回到本科时代。

　　按规定，读研的3年里，我们要修满58个学分。可是在这期间，有一个学期要实习，最后一年要做论文找工作，也就是说，大部分学分要在1年半的时间里修完，这就意味着我的时间几乎要全部用在上课上。更不可思议的是，这50多个学分几乎都是必修课。

　　我们的课程由公共课、学科基础课、方向专业课和方向选修课4部分组成，前3部分是必修，而所谓的选修课，也是限制选修，必须得学。

　　对这样的培养计划，导师们也意见很大，认为课程太多，学生根本就没有时间读书、做研究。可是意见归意见，想法归想法，培养计划不变。

　　第一门课是公共课。我以为老师会布置一些书目，大家回来自己读书。一上课，发现还是老师讲，学生记的老套路。看着老师在讲台上讲得口干舌燥，同学在下面低着头匆匆记录，与读本科时并无两样，我感觉又回到了本科时代。

　　对专业课我也深深失望。首先，专业课课程设置和本科大量重复，没有拉开差距，连课程的名称都差不多。本科学的是中国新闻史，现在叫新闻史研究；本科时叫新闻编辑学，现在叫新闻编辑学研究。虽然后面加了“研究“，但内容没有多少差别，只不过细化了些。比如，新闻摄影研究，老师讲的还是照相机的结构、成像原理、感光片的种类这些基础知识。中国新闻史研究，老师居然从新闻的起源讲起。且不说我这种专业出身的，就是那些跨专业学习的同学经过入学考试，对这些内容也已经烂熟于胸。

　　不但如此，授课内容陈旧、老化，跟社会现实几乎没什么关系。人类已进入21世纪，新闻传播业已进入一个巨变的时代，可是学的课程中，有相当一部分课程还在重复那些讲了几十年的东西。新闻评论学研究，关注的还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些政论家和他们的作品，时代背景、作品风格、写作特点、主题思想不厌其烦。梁启超的评论确实写得漂亮，我们应该有了解，可是花大量的时间去总结、记忆他的作品有什么特点、是什么风格，有多大的实际价值呢？更何况，这些知识在新闻史的课堂上，在任何一本研究梁启超的著作里都有论述。这种重复学习又有多大必要呢？新闻评论和时代是紧密联系的，为什么我们不去研究一下当代新闻评论新的发展趋势和其承担的功能呢？

　　现在连中小学都提倡研究性学习，我们的大多数课却还是以老师讲授为主。有一门课主要是介绍名记者和他们的报道作品，按说，这门课完全可以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记者进行研究，然后互相交流心得和成果，再一起研讨，既锻炼大家的科研能力，又有思维的碰撞和交流。可是，这门课的教授方式还是老师介绍、学生记录，考试考笔记。

　　这种课听起来不但乏味而且收获甚少。到了第二学期，逃课的同学越来越多。大家各忙各的，“出国派“时间用在考托考G上，“实践派“整天忙着在外面兼职打工，既锻炼实践能力，又解决生活费用。少数立志搞学术研究的同学，精力也没放在课堂上，而是转移到了图书馆。

　　我开始失望，我问自己，读研到底有什么意义，如果仅是为了一纸文凭，浪费这3年的时光值不值得？

　　 导师是什么，导师应该是引导我们走进学术研究之门的人，应该是经常能给学生以指导的人，应该是经常与学生进行学术讨论，学术切磋的人。可实际上，又有多少人能从导师那里得到切实的指导呢？且不说导师自身的研究水平和能力如何，导师有没有时间和学生交流探讨都成问题。

　　我的大学同学晓寒，在读研究生的3年里，和导师的每一次交流都是逢年过节在饭桌上进行的。晓寒的导师带了一群研究生，自己又有行政职务，根本就无暇顾及每个学生。有时候在外面遇见学生，拍着学生的肩膀连声说“你好，你好“，却叫不上名字。

　　我有幸遇到了一位认真严谨的导师，还不时地抽查我的读书笔记，或是要我汇报生活和学习情况。不过，他老人家也经常感慨，“哎，事情太多了，没有多少时间管你，主要靠你自己学。想当年，我带你大师兄时，每两个星期就要谈一次话。“最近，打电话问候导师，导师抱怨说，他现在带的学生比我那时多了一倍，“到毕业的时候，连每个人的论文认真看一遍的时间都不够“。

　　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招生人数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可是研究风气淡薄，研究生的思考能力普遍下降，却已是不争的事实。

　　按照培养计划，每个学年我们都要写一篇学年论文，这是培养科研能力的一个重要环节，可据我所知，我们班有一半同学的学年论文都不了了之。我恰好当时帮老师做了两个课题，最后就当做了学年论文。

　　毕业论文，应该是检验学生是否达到培养目标的重要依据之一。可是现在，毕业生论文大都是粗制滥造之作，既无新的创见，又无学术价值。

　　 我一位师姐关于第四媒体的硕士论文被答辩委员评价甚高。你知道她用多长时间写的吗？一个星期。她一直忙着联系出国，哪有时间专注于论文，她是在网上找的资料，“再找一个巧妙的角度，把材料组织好。“

　　 这位师姐说，答辩委员都是我导师亲自请的，能为难我吗？她还说，“他们都不太了解因特网“。

　　那时，我对师姐的话半信半疑。直到自己走过一遍后，才知道，硕士论文，真的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儿。

　　到了研三，大家忙着出国、忙着找工作，论文只能凑合。在校图书馆，我查阅了不少学长的论文，有的水平真不敢恭维，简直就是资料的堆砌，有些连错别字都没有改过来。尽管如此，绝大部分论文都能顺利通过。没有哪位导师会卡自己的学生。论文的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一般都由导师选定，答辩时，答辩委员们也会提一些问题、挑一些毛病，但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同意授予某某同学硕士学位“。在外面等候的导师也就进来表示感谢，然后大家共赴学生准备好的宴席，皆大欢喜。

　　说实话，我们也想好好做一篇论文，毕竟是对自己3年研究生学习生活的总结，可确实身不由己。我的论文着手比较早，开始也下了一些功夫。研三暑假一开学，我就天天泡在图书馆里查资料，也做了一些调研。但一个半月之后，随着校园招聘会的开张，我就踏上了求职路，论文只好暂时放下。

　　12月份，在导师的催促下，草草列了一个提纲，做了开题报告，但元旦前后正是招聘高峰，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应付大大小小的招聘考试上，论文再次搁置。

　　春节之后，工作还没有着落，只好一边参加各种考试，一边写论文，直到4月中旬才把论文初稿交上去。这在我们班还算是比较早的，有位同学5月份才动笔，论文的质量可想而知。

　　回想我的研究生生活，要说一点收获都没有也不客观，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还是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但是，自认为和研究生的培养目标距离很远。我有自知之明，反正我不是什么高级专业人才。

　　以上两个故事耐人寻味。同样对待好人好事，为什么会有不同看法？到底是谁错了？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做好事不留名”是从小就开始接受的教育，可孔子却不这样看。共同的价值取向，却有不同的行为规范，令人深思。它们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主题，那就是“伦理的制度化”。

　　伦理与制度是不同的两种社会规范，伦理（道德）是依靠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来维持的软约束，而制度是通过法律法规形式确定下来的一系列行为准则，是一种硬约束。它们各司其职，在社会行为规范中有着不同的功用。伦理规范要求每个人都像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行为做事，是一种高要求。而制度规定了每个人不能像品德恶劣的人一样胡作非为，它是社会最起码的约束。

　　“做好人好事”是一种道德要求，但如果通过立法来奖励“好人好事”，这就变成了一种硬性约束。本来是伦理规范的内容就成了一项制度，这就是“伦理制度化”。所谓伦理的制度化是指把相对抽象的伦理要求、道德命令具体化为社会成员所必须遵循的一系列可操作的行为规范。它是为倡导特定的伦理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所制订的鼓励与惩罚的规则，本质上是一种保障和促进道德建设的监督机制。

　　奖励好人好事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比如我们许多地方设有“见义勇为奖励基金”。在西方，许多国家还通过立法实现了伦理的制度化。日本的法律就规定：如果有人拾到东西归还失主，无论失物是金钱还是物品，失主须按照失物价值的5%至20%支付酬报。如果不支付这笔酬金，就无法领回失物。

　　中国古代就有先贤认为，人本无所谓性善性恶，就像水没有东流西流的定向一样，“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 （《孟子·告子上》）。而如何“决”，就是制度的作用。制度规定着人们利益取向，决定着人们的行为。道德的作用要求每个人都像品德高尚的“君子”那样行为做事，通过伦理的制度化，可以鼓励“小人”也去做好事。对“小人”而言，他可能做好事是冲着奖励去的，这无可厚非，因为他毕竟做了好事。对“君子”而言，他做好事不是为了报酬去的，而伦理制度化则消除了他们因为做了好事接受奖励、却被人议论“沽名钓誉”而产生的心理成本。这样做，在全社会将形成一种良好的舆论环境与社会风尚，使得见义勇为、失物归主都成为大家自觉的行为。一项好的制度不光可以杜绝小人的恶劣行径，更可以创造出人人追求美好的愿景。“人皆可以为君子。”

　　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第一，从个人的角度讲，做好人好事而隐姓埋名，精神可嘉，但最后结果未必见好。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在碰到类似事情时，勇敢站出来接受奖励。做好事需要一定的道德情怀，接受奖励更需勇气！而真正能这样做的人不愧为“真君子”，因为他起到的是双重的示范作用。

　　第二，新闻媒体应对做好事者接受奖励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树立典型对于倡导新风不可或缺。好人的形象愈是光辉，那些见死不救、欺诈舞弊的小人形象就更显龌龊，这样会增加他们做坏事的心理成本。

　　第三，从社会公众的角度而言，虽然不该抱着为图回报去做好事，但是大家对做好事者应持赞赏态度，并对他们接受奖励表示理解，而议论别人“沽名钓誉”则恰恰是不道德的行为。

载《上海证券报》2008年6月30日（专栏·芳草斜阳）

另外，作者这里讲的思想，也包括人品思想，也就是说，课堂教学也应有意识地贯穿人格教育。我们知道，“教育”二字英文是“education”，除了“教”（知识与理论）以外，更重要的是“育”（人格与思想）。如果没有“育”的部分，光有“教”，那仅仅是“training”（技能培训）。那不是教育的本质。

作者也通过实例来说明这一点。记得一次，课间休息，我在办公室看到《参考消息》上这么一则报道：“为担心衣着破旧的母亲被外人看到后笑话，中国药科大学镇江校区的一名大学生竟将从河北来探望自己的母亲拦在校门口。母亲带来的一篮粽子也让她原封不动地带回去。最后，这位母亲不得不含泪离开。”上课后，我将报纸带到课堂上，给同学们读了这个故事。读完后，我总结：“这样的学生以后毕业了要去当医生的，这样的学生哪怕专业读得再好，他会是一个合格的医生吗？会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吗？”大家听了以后鸦鹊无声，显然每个人灵魂上都有一些触动。最后我说：我给同学们上一学期的金融专业课，可能没到毕业，有些知识也就忘了，但今天给大家读的这个故事，希望大家记得一辈子！

像以上这样的课堂教学，作者不是心血来潮偶一为之，而是有意识的教学安排。教师在教学生知识的同时，更要教学生如何做人。这些做人的道理贯穿在平时的点点滴滴中。比如，师生交往中，老师针对学生好的做法、思想应该予以积极肯定，针对学生不良的习惯和行为一定要及时阻止甚至给予必要的惩戒。“赏罚”两种手段必须做到分明。当然，“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首先是一个有品德、有思想的人。

财经教育也是一样，教师除了要把课讲好以外，也一定要从专业特色出发，有针对性地对学生实施人格教育。因为财经院校的毕业生大多在商界，比如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和其它企业，还有财税、海关等国家机关。这些部门都有一个明显特征，都要与钱打交道。如果没有良好的道德操守，面对金钱诱惑，年轻的毕业生稍不留神就有可能滑向犯罪深渊。这样的例子已经太多。最近国内外连续发生多起财务欺诈案，如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虚假陈述以及欺诈客户，凡此种种，除了市场监管有责任外，内部高管与员工的道德操守也是很重要的因素。远的如英国巴林银行倒闭案、“327国债”期货事件，近的如中航油事件、杭萧钢构事件[1]，给市场造成巨大震荡和危害，这和当事人的人品素质关系实在是太大了。

以上这些案例给我们当老师的敲响了一记警钟。我们需反思一下当前的财经教育，现在我们都在拼命强调专业基础、操作能力，其实本人觉得，这些反而都是次要的。当年，尼克·里森（巴林银行事件主角）在他进巴林银行之前压根儿没上过大学，而陈久霖（中航油事件主角）虽是北京大学毕业，但他读的却是越南语专业，但尽管这样，并不影响他们在金融生涯曾经有过出类拔萃的表现。因为纯技术的专业知识是形而下的东西，学起来是不难的。而学生如何在大学期间，将其造就成为一个具有完美人格的人才，才是我们教育最迫切的。

因此，笔者以为，专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这些生动鲜活的金融案例来实施人格教育。这些案例，不光巩固了学生对一些专业知识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这些内容也包含了职业道德和风险教育，这将对学生的带来一生的影响。而且这样的课结合专业特色，比单纯的《人生道德修养》课起到更好的效果。

总体而言，作者的教学思想可以用以下几句话加以简单概括：一个目标，两种手段，三层境界，四重生活，多种模式。所谓一个目标即“调动学生学习兴趣为目标”；两种手段即“赏罚分明两种手段”；三层境界即前面讲到“课堂教学三境界”（第一层境界“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第二层境界“比花花解语，比玉玉生香”；第三层境界“风定花犹落，鸟鸣山更幽”）；四重生活即要打破原来“上课记笔记，下课补笔记；考试背笔记，考后全忘记”这种大学生活；多种创新即运用实验实践等教学模式的创新，来不断丰富课堂教学的内容。普通教师一般都能做到教学的第一层境界，通过课堂教学模式的不断创新，我们完全可以达到第二境界。另外，我们还应追求教学的至高境界，让思想贯穿我们的大学课堂，这个思想不光是学术思想，更重要的，也包含人品思想。

与教师同行们共同探讨，欢迎批评指正。

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兴趣如何形成？来自老师的课堂上的良好引导！因为对于大学的很多课程，学生在进大学以前可能从来没有相关知识的铺垫，仅在入大学后第一次接触，如果老师引导恰当，学生觉得很有兴趣，他（她）就会主动自觉地去学习钻研。这就是所谓的“师傅引进门，修行靠自身”。而相反的，如果老师引导不善，学生不光不会自己主动学习，原本留存的一点学习兴趣也被扼杀，更不要谈进一步的学习了。大多数学生往往勉强应付考试，敷衍了事，甚至考试不及格。如果是这样，老师应该负相当一部分责任。

青年教师应该积极探索课堂教学模式创新，无论教学手段、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法，只要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创造性，引起学生对专业课的强烈的学习兴趣，都可以大胆地试。如在财经专业的很多课程中，如《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金融市场学》等基本上属于文科性质，理论性很强，如果没有一定灵活度，很容易变成枯燥的课堂说教。作者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曾设计出实验教学法、游戏教学法、讨论教学法、电影教学法和课堂外实践教学法等五种教学新模式，并在教学实践中具体实施，并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以下作者就以自己所上的《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等课程为例，讲一点关于教学模式创新的体会。

1、实验教学法：许多财经院校都设有“钱币展览馆”，里面不仅有古代钱币的收藏，也有现代许多国家纸币的展示。笔者在上《货币银行学》时，讲完“货币与货币制度”这一章后，都会带学生去看钱币展览。在参观过程中，教师还可以相应引导学生做一些实验，比如古代银元的真假及成色的鉴别。我国自明朝以来一直到民国年间，大大小小大约有上千种银币，成色差别很大，膺品也有不少。针对一些常见的银元如鹰洋、龙洋、袁币、孙币（船洋）等，学生通过观察这些银币的形状、图案，并辅之以触摸、口吹、耳听等方法，鉴别银币的成色及真假，以此加深我国货币制度的理解。参观钱币展览过程中另一个实验，就是人民币纸币的真假鉴别，通过验钞机的正确使用，教会学生对真假纸币的鉴定。

2、游戏教学法：游戏可以由教师自己设计，通过游戏说明许多理论，比如在讲《货币银行学》“信用”一章时，教师会对银行企业的信贷关系会作一个博弈分析，那么什么是博弈？教师可以有意识地化一点时间加以介绍，我们就可以通过游戏来完成这个教学环节。比如教师拿出一百颗花生，学生两个人组成一个小组，每个人在纸上写下自己所需的花生的数量，如果两者之和≦100，双方可得所写数量的花生。如所得>100，两人就得不到一颗花生。类似这样的游戏，教师可在整个一门课的教学过程中串插一两个，但不宜多。

3、讨论教学法：国外的研究生教育普遍实行讨论班（Seminar）的教学方法，目前我国许多高校的研究生教育也在大量实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作者以为，在本科教育阶段也可以选择性采取这种教学模式。这种讨论教学可以有两种形式：第一种讨论教师可以在课堂上提出一些小题目，让学生即兴回答。比如：讲到《货币银行学》“信用”一章时，可以设计这样的题目：“当前我国信用缺失的现象十分严重，甚至令人触目惊心，你觉得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第二种根据课程教学相关内容，教师针对当前的一些现实热点问题设计相关题目，让学生课后去查资料作充分准备，然后在课程安排上留出相应时间，让大家尽可能各抒己见、进行讨论。如讲到银行业经营模式时，我们可以设计这么几个题目：（1）西方银行业的经营模式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演变？其背景原因何在？（2）我国银行业经营模式处于什么样的状况？为什么这样做？（3）有人讲我国银行业的经营模式必然朝着混业经营的方向发展，你觉得是否有理，为什么？

4、视频教学法：现代多媒体在教学中已经大量运用，但一定要用得恰当。比如，作者在讲《货币银行学》第五章“商业银行”时，利用课外时间组织学生观看纪录片《晋商》（描写我国现代银行的前身——票号的发展），让学生增强学习金融知识的兴趣。讲到“金融市场”金融衍生工具时，作者组织学生观看电影《魔鬼交易员》（根据1995年巴林银行倒闭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让学生对金融市场的风险有一个深刻了解。在讲到“货币政策”时，我也通过播放中央台一些关于当前“货币政策解读”之类的视频，让大家对当前的货币政策有更为深刻的了解。

5、实践教学法：作者通过实例来说明此种教学法。在上完《货币银行学》“货币与货币制度”后，作者曾布置学生这样一个作业：“请策划一个与货币有关的文艺节目，题材不限。并设计一张与之相关的海报。”乍一看，这个题目与专业课风牛马不相及，但这个作业显然与以往不同，大家饶有兴趣地完成了自己的策划。最后作业交上来，简直是异彩纷呈。学生策划的关于货币为主题的节目五花八门，有小品、唱歌、知识竞赛、说书、魔术、时装秀、游戏、相声，还有短信和Flash比赛、PPT、网页、小电影、家谱、辩论赛等等。而与之同步设计的海报更是丰富多彩，有连环故事形式，有讽刺漫画形式，有国画形式，也有用电脑制作了关于货币的精美网页。学生的海报充满原创力，紧扣“货币文化”的主题，内容丰富，寓意深刻，令人拍案叫好！

在这次作业中，作者挑选了一些富有新意的节目让学生作了准备，最后利用课余时间举行一次文艺表演。其中比较有意思的节目有：歌曲联唱《人生五部曲》，从儿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开始，折射了人生各个时期对金钱的不同情感体验。短剧《货币起源的故事》借鉴04年春节联欢晚会“粮票的故事”，把各个时期的货币作了拟人化的处理，贝壳是爷爷，纸币是爸爸，信用卡是孙子。爷爷要给孙子讲货币起源的故事，孙子已经听了很多遍了，孝顺的爸爸还非让他再听一次，令人捧腹。小品《讨债》完全是原创，表演也由四个女生担纲，把人们和金钱之间的种种人情世故发挥到了极致，让人忍俊不禁。

通过这一次别开生面的教学模式的尝试，让我深深体会一点：虽是普通本科财经院校的学生，只要有好的引导，一样可以充分发挥学生无穷创造力和想象力，引导学生学好专业课。教学本身就是一门实践艺术，就看老师是不是一个技艺高超的画师，在纸上描绘出鬼斧神工惊人之笔。通过形式多样的教学模式的创新，使我们的课堂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让我们的课堂吹进一股新风，吹进更多的新风！

与教师同行们共同探讨，欢迎批评指正。

汶川大地震无一时一刻不牵连着所有中国人的心。

但是，就在这种揪心的痛的背后，还有一种更让人愤怒乃至绝望的情绪在酝酿。因为我看到了这样一组组的照片。

有一张是一个青年被埋在瓦砾之下，整个画面仅仅暴露了这个青年的头颅，已经骨折鼻骨、紧闭的双眼和干裂的嘴唇，显然这是一个才刚刚开始绽放的生命。整个画面没有任何救援动作的干扰，而脸部显然是为了拍摄而刻意做了些许清洁。

类似的照片还有很多，而这张照片无疑具有强烈的冲击力度。但是，从这张照片的背后，我丝毫阅读不出一个新闻从业者的道德心，甚至连基本的人道也被媒体抢镜头的竞争冲刷得一干二净。

也许是我不够坚强，看到这张照片，我无语了。人命和新闻，甚至新闻与生命的敬重，在所谓这些前线的媒体英雄们眼里，那个更重要？ #此前在首页部分显示#

我想起另外一则发生在美国的故事：

1994年获得普利策摄影奖得主凯文?卡特仅用一张照片就向世人展示了整个非洲大陆的绝望，照片中一只兀鹰盯着一个皮包骨头的小女孩，她正努力向救济中心方向爬去。 

照片发表后同样引起了巨大震撼，质问信件和电话向卡特狂涌而来，人们用愤怒的语言斥责卡特：你当时为什么不向小女孩伸出援助之手？而卡特则深深自责：“我没有抱起那个小女孩，我感到十分、十分后悔。”获奖后不久，1994年7月27日，卡特自杀，年仅33岁。

另一种人道

       无独有偶。

班加明?巴林克(Benjamin Brink)，波特兰市《波特兰人报》社(Oregonian，Portland City，Oregon)的摄影记者来中国给新闻院校的学生讲学时也发现了这种漠视生命的现象：当班加明?巴林克把搜集到的911照片罗列出来，要同学们选出两张作为新闻图片刊登在报纸上时，所有的同学在选择了飞机摧毁市贸中心的全景照片后，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一张有人从楼上掉下来的照片。

而当时在美国，所有的报社都没有选择这样一张图片刊登在报纸上，因为一方面这张图片让人感到实再是太过残忍，刺激性太强，如果刊登出去有失伦理道德。

在中国的汶川大地震中，同样也有一组不同职业观和道德观对比鲜明的照片：

15日，英国《每日电讯报》刊登了一组图片，记录下中国抗震救灾过程中的一个瞬间：在地震中痛失妻子的男子用绳子将妻子的尸体绑在背部，这名男子坚持认为妻子不应该遗弃在那些尖利的碎石中，而应送她去太平间，他在极大悲痛的折磨中，他努力要给予自己的妻子死后些许的尊严。

而在国内某媒体上，一张张孩子们在废墟中惨不忍睹的尸骸的照片却被放在了显赫位置，还有很多流传至网上的照片，大多是以惨烈来吸引人的目光。摄影记者忠实地记录了这一惨状，但是却表现出了另类的心态，丝毫没有顾及死者的尊严，顾及生命的尊严，甚至也没有顾及观者的感受。

我朋友的母亲，居住在距离震区不远的地方，看了这些惨不忍睹的照片后心源性哮喘发作，被送进了医院。这不是个例，在我周围已经有一些朋友开始呼吁不要再发这种刺激人们视觉的照片了。

讲述这些并非是否认前线新闻记者所做出的奉献，而是想提醒大家从另一个方面来反思一个行业的职业观和作为新闻人的道德观。刚被停刊的《旅游新报》其主要原因就是以灾区赈灾为题目大搞时装秀，缺乏媒体和公民所应有的基本道德；还有某国内发行量第一的财经杂志记者在救援现场用俯视的眼光看待受难者，将直击现场的新闻准则当作名利诱惑的遮羞布；央视某主持人在救援现场居然让救援人员“让开，让我们先拍5分钟”，伤者的痛楚已经成为某些利益机器贩卖的商品。

大爱无言

我无意谴责个人的道德观，因为我也有新闻的从业经历。在我的理解中这种现象不能简单地归结到某个人、某个记者缺乏新闻道德，而更是整个国家的道德框架被经济浪潮冲溃所显露的一角。

我理解新闻从业者的竞争压力，残酷的竞争已经将从业者从人变成了机器，而在竞争中的所有行为都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注意力，也就是经济。

万般皆下品惟有经济高，缺乏良性竞争的制度性引导已经给这个民族的长久发展欠下了太多的债务，曾经的纸馅包子就是这种驱动力下的典型案例。

央视为了煽情和追逐收视率大肆将人性作价商品加以贩卖，而今我们又看到了缺乏人文道德底限的图片新闻。当一个社会的道德准则已经被经济浪潮冲刷殆尽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未来可以期盼？

遗憾的是，我们这个民族历来喜好浮华的面子而缺乏理性的反思，任何阶段、任何事情仅仅处理一下当事人，杀一儆百就算了事。一个社会相当长时间所追逐的目标导向发生偏差并非是以朝一夕就可以纠正的，主流的央视导向况且如此，又怎么能够渴望代表主流声音的个体的良知复苏？所以我们可以出现血汗工厂造就的首富，可以看到单位强制性向个人扣款然后领导人物去媒体上做秀赈灾。

我丝毫没有幻想道德有多么巨大的力量，我更相信好人是逼出来，劣币驱逐良币责任不出在个体本身，当作奸犯科的成本远远低于诚实守法者的成本的时候，依靠一时的良知发现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执法者的无力和监督者的缺位，只有法律让流于形式，也无法从根本上杜绝豆腐渣惨剧的再次重演。

当然，地震是不可抗拒的天灾。而震后，媒体铺天盖地的传播也是有原因的，政府的高调亮相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媒体最大程度的新闻化市场化以博取大众眼球，大众在平淡平凡的现实生活也找到了释放感情宣泄，体验真情感悟生死的机会。但是我相信，爱不是在灾后的特定环境下才该有的，爱真实的常在才能随时给身边的人以最强大可贵的力量。不仅仅  汶川的受难者需要，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更是需要这种最基础的养料。

让生者和忘者都多一些尊严，因此我们不仅仅呼唤给灾区的人道，更呼唤有制度性的人道，我们不愿看到贩卖死者的悲伤，也不愿看到对生命尊严的漠视，我们更不希望看到如狼似虎的城管和奴隶一样的小煤窑的打工仔。

真心希望这次地震的教训能够唤醒我们体系的良知，让我们的制度体系能够维系这种爱，能够给这种爱一个生长的空间。

        我理解新闻从业者的竞争压力，残酷的竞争已经将从业者从人变成了机器，而在竞争中的所有行为都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注意力，也就是经济。

万般皆下品惟有经济高，缺乏良性竞争的制度性引导已经给这个民族的长久发展欠下了太多的债务，曾经的纸馅包子就是这种驱动力下的典型案例。

央视为了煽情和追逐收视率大肆将人性作价商品加以贩卖，而今我们又看到了缺乏人文道德底限的图片新闻。当一个社会的道德准则已经被经济浪潮冲刷殆尽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未来可以期盼？

遗憾的是，我们这个民族历来喜好浮华的面子而缺乏理性的反思，任何阶段、任何事情仅仅处理一下当事人，杀一儆百就算了事。一个社会相当长时间所追逐的目标导向发生偏差并非是以朝一夕就可以纠正的，主流的央视导向况且如此，又怎么能够渴望代表主流声音的个体的良知复苏？所以我们可以出现血汗工厂造就的首富，可以看到单位强制性向个人扣款然后领导人物去媒体上做秀赈灾。

我丝毫没有幻想道德有多么巨大的力量，我更相信好人是逼出来，劣币驱逐良币责任不出在个体本身，当作奸犯科的成本远远低于诚实守法者的成本的时候，依靠一时的良知发现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执法者的无力和监督者的缺位，只有法律让流于形式，也无法从根本上杜绝豆腐渣惨剧的再次重演。

当然，地震是不可抗拒的天灾。而震后，媒体铺天盖地的传播也是有原因的，政府的高调亮相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媒体最大程度的新闻化市场化以博取大众眼球，大众在平淡平凡的现实生活也找到了释放感情宣泄，体验真情感悟生死的机会。但是我相信，爱不是在灾后的特定环境下才该有的，爱真实的常在才能随时给身边的人以最强大可贵的力量。不仅仅汶川的受难者需要，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更是需要这种最基础的养料。

让生者和忘者都多一些尊严，因此我们不仅仅呼唤给灾区的人道，更呼唤有制度性的人道，我们不愿看到贩卖死者的悲伤，也不愿看到对生命尊严的漠视，我们更不希望看到如狼似虎的城管和奴隶一样的小煤窑的打工仔。

真心希望这次地震的教训能够唤醒我们体系的良知，让我们的制度体系能够维系这种爱，能够给这种爱一个生长的空间。

 转引自FT中文网，作者王孟龙

　　这一思想被后人概括为“韦伯命题”，其实质就是诺思后来的非正式约束问题，无非一个用社会学语言，一个是经济学语言。韦伯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从一个具体的经济现象展开讨论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差异的。在他生活十九世纪末的欧洲，他看到信仰天主教与信仰基督教新教的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差异极为明显：新教地区经济增长快于天主教地区。他意识到：“确实无疑的是新教徒，不管是作为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不管是作为多数还是作为少数，都表现出一种特别善于发扬经济理性主义的倾向”。韦伯认为，经济与文化关系不可割裂：作一种经济现象，资本主义的出现，并不能简单地运用技术或生产力的函数来解释。欧洲各地经济发展的差异，乃至资本主义为什么只出现在近代欧洲，从宗教伦理方面可以找到原因，而宗教伦理包含在一国的文化之中。

　　扯了这么多，笔者想引出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同样在改革开放后，我国东西部经济差异如此之大？为什么同样身处东部沿海，浙江经济发展模式最受国人瞩目？笔者以为，浙江经济的崛起，或者“浙江模式”这一中国改革过程中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建立的市场经济模式，正是沿着浙江从古至今的浓厚经商传统这一路径形成的。而提供这种路径依赖的，正是浙江的历史文化传统。

　　历史上浙江学术文化流派纷呈，名人迭出，虽无严格的师承关系，但客观上还是存在内在一致的精神气质和价值追求，这种代表性的精神气质就是明清时期达到鼎盛的浙东学术文化。浙东学术以明清浙东史学为轴心，往上可追溯到先秦和古越文化、两汉时期的王充和南宋时叶适、陈亮、吕祖谦的事功之学，向下延续到清末民初领风气之先的浙籍著名思想家的学术主张。这种一脉相承的精神气质中，功用主义和务实传统可以说贯穿了浙江整个历史。

　　如果说春秋时代越王“卧薪尝胆”的故事，养成了浙江人坚韧不拔、勇于建功立业的精神气度，那么，帮助越王一战灭吴、之后又开创首位个人致富典范的范蠡，更是让浙江人的血液里浸透着经商的智慧。浙江人善于经营不怕吃苦，我想完全得益于这两位先贤留下的精神遗产。有人也许会说这样的追本溯源是牵强附会，那么我们可以看看先秦之后的浙江学术传统。

　　在东汉，思想家王充（上虞人）主张凡事应讲“验证”和“实效”，反对谶纬神学，这为后世来开创了一面“经世致用”的旗帜。到了宋代，浙江又出现为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他们批判“空谈性命”的朱程理学，主张“务实而不务虚”，讲求实事事功，关心百姓日用和国家社稷。对待商业，叶适、陈亮主张“义利并立”，强调“通商惠工”、“农商一事”。到了明代中叶，王阳明（余姚人）主张知行合一，反对冥行妄作，不光如此，他还身体力行，带兵打仗，文韬武略颇多建树。王阳明反对各种“侵商”、“困商”行为，呼吁“独商人非吾民乎”，秉承了以前一贯的思想。明清之际，思想家黄宗羲提出，治学的目的“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民用”。对待商业，他的论断是“工商皆本”。在古代中国，第一次明确地为商业正名，为商人说话正是这位梨洲先生。在他之后，万斯同、全祖望和章学诚等学术大家，也秉承了前代经世致用的思想并不断发扬光大。

　　以上浙江一脉相传的学术精神，集中反映了务实求新的思想传统，它不光在文人士大夫间传播，也深入民间，并一直绵延于古越大地。在这样一种文化生态下，我们看到的是浙江人从上至下对市场、商业普遍的文化认同。正是这样的文化认同，使得近代浙江各类民营经济在当代蓬勃发展。

　　浙江的历史先贤们没有料到，他们的思想除了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精神财富以外，也为浙江创造经济上的奇迹提供了必要的智力支持。“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笔者以为，浙江经济的发展与其独特的区域文化之间的关系，正好印证了一百年前韦伯提出的命题，也为诺思的非正式约束理论提供了一个最佳诠释。

      原载《上海证券报》2008年5月19日（专栏）

1、人民教师谭千秋：用生命作支撑，舍身护生的教导主任

5月13日22时，救援人员扒出了德阳市东汽中学教导主任谭千秋的遗体。只见他双臂张开趴在一张课桌上，死死地护着桌下的4个孩子。孩子们得以生还，而他们的谭老师却永远地去了……#此前在首页部分显示#

“要不是有谭老师在上面护着，这4个娃儿一个也活不了。”被救女生刘红丽的舅舅流着泪说。“在我们学校的老师里谭老师是最心疼学生的一个，走在校园里的时候，远远看见地上有一块小石头他都要走过去捡走，生怕学生们不小心摔伤。”夏开秀老师说。

2、人民教师向倩：身体被砸了成三段，而她双手环抱将三名学生紧紧搂于胸前

在5.12震灾中，龙居小学教学楼坍塌，上百师生被埋于废墟下，教育局机关、学校师生、人民子弟兵、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全力投入抗灾抢险中。在清理废墟、抢救被埋师生过程中，见到向倩老师自己身体被砸了成三段，而她双手环抱将三名学生紧紧搂于胸前，用自己的身体将三位学生保护于身体下，用自己的生命和血肉之躯抵抗灾害，保护学生。在场所参与救助的人员均被向倩老师这种舍身就义，保护学生的英雄之举感动得泪流满面，自发的向向倩老师鞠躬致敬。

3、人民教师张米亚：“摘下我的翅膀，送给你飞翔”

当汶川县映秀镇的群众徒手搬开垮塌的镇小学教学楼的一角时，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一名男子跪仆在废墟上，双臂紧紧搂着两个孩子，两个孩子还活着，而他已经气绝！由于紧抱孩子的手臂已经僵硬，救援人员只得含泪将之锯掉才把孩子救出。这就是该校29岁的老师张米亚。“摘下我的翅膀，送给你飞翔。”多才多艺、最爱唱歌的张米亚老师用生命诠释了这句歌词，用血肉之躯为他的学生牢牢把守住了生命之门。

4、人民教师张辉兵：生死关头，救的是学生

“出来了，出来了……”废墟中出现了一位遇难者遗体。一旁焦急等候的人们立即认出，这正是被掩埋在废墟中的张辉兵老师。“快看，他的两只手臂，都指向了逃生大门的方向……”另一位参与营救的红白中学老师告诉记者，他从被营救出来的学生口中得知：地震发生之时，张辉兵老师正在二楼的讲台上，距离房门只有一步之遥。发现地震之后，张老师立即叫孩子们往外跑，并用双手撑开房门，将孩子们一个一个地往外推。等十来个同学跑出一楼之后，整幢教学楼就塌了下来，张老师却倒在了房门之下。

5、人民教师汤宏：生命最后的姿势

四川什邡市红白镇中心学校的教学楼在地震中坍塌，师生伤亡严重。二年级语文老师汤宏在生死一刻的最后选择令人感佩和动容。这是一名20出头的年轻教师，家里的孩子刚刚六七个月大。地震发生时，他所教的班级位于一楼，完全可以逃脱，但他却选择留下来救护孩子。汤老师最后的姿势定格在这样的画面上——两个胳膊下各抓了一个孩子，身子下还护着几个孩子。被他用血肉之躯护住的孩子们幸运地活了下来，他却在瓦砾中牺牲。

6、人民教师苟晓超： “我恐怕不行了，快救学生”

5月12日下午，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洪口镇永安坝村小学24岁的教师苟晓超，一如往常值守在三楼教室里。突然，整栋教学楼开始晃动、颤抖。他几乎是本能地大喊：“同学们，赶快跑！”几乎同时，他冲到阳台上，大声呼叫其他班的老师和学生。

大部分学生从午睡之中被突然惊醒后，都迷迷糊糊不知所措。苟晓超一边喊“快跑，危险，快，快……”，一边迅速抱起一名学生往楼下冲。到了楼下，来不及喘一口气，立即返身冲上三楼。他又抱起两名学生，向楼下冲去……

当他再一次冲到三楼，再一次抱起两名学生，再一次向楼下冲去时，顶楼轰然倒塌。被苟晓超抱下楼去的学生得救了。然而，苟晓超被垮塌的混凝土和砖块砸断双腿，胸部也受到了重伤，倒在血泊之中……

苟晓超今年5月2日刚刚结婚，5月12日回到学校上课。当日下午，苟晓超所在的教学楼在地震中倒塌。洪口镇中心卫生院医疗条件有限，苟晓超又被紧急转往县医院。因伤势过重，苟晓超在半途中轻轻地闭上了双眼。

7、人民教师严蓉：女教师在救下13个学生后殉职 1岁半女儿却成孤儿

“救—妈妈！救—爸爸！”小女孩雯欣张大嘴巴不停地号哭，双手死死抓住抱她的邻居的肩膀。泪水，鼻涕，全部流了出来。她只有一岁半，说话还不清晰。地震之后，四天里，她再也没有听到过爸爸妈妈的声音，哪怕一个字。

没有人告诉她，妈妈(映秀小学老师严蓉)在救下了13个学生后，再也不会回来；而爸爸，依然音讯全无。